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本级政府预算的审查和监督。
[33] 参见王贵松：《取缔小议》，《中国工商报》2012年10月23日。在一起交通行政处罚案件中，一审法院指出：从记分制的行为方式及后果看，记分行为本身不对被记分的违法行为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如果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行为人的累积记分达到规定分值时，对行为人实体权利义务的影响是通过公安交警部门实施的如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等行政行为产生的，而非记分行为本身。
[43]有人主张记分是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措施，而非行政处罚。[35] 参见章志远、鲍燕娇：《作为声誉罚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其二是从行政处罚的功能角度加以认定，即尽可能将有处罚功能的行为界定为行政处罚，以便接受行政处罚法的规范。否则，将被吊销许可证。而事实行为的法律后果则需要结合其他法规范才能显现，是不可撤销的。
但现实中的确还存在一些得不到明确规范的行政措施，对此，应当总结提炼其行为类型和控制之道，及时制定法律加以规范。与责令改正类似的立法表述有责令停止非法执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责令采取限期治理措施等。也就是说，狄骥考察的客观法是，一旦违反，将引起得到组织化的社会反作用的行为规则。
[8]山本隆司「行政の主体」磯部力=小早川光郎=芝池義一編『行政法の新構想Ⅰ――行政法の基礎理論』(有斐閣、2011年)89頁以下。另外也有将越权诉讼的撤销判决具有对世效力与客观诉讼性结合起来的讨论。石川健治『自由と特権の距離――カール·シュミット「制度体保障」論·再考 増補版』(日本評論社、2007年)108頁、180頁。[22]Maurice Hauriou, Précis de droit administratif et de droit public, 11eéd., 1927, p.19et s. [23]奥里乌将法的主权理解为人民自由服从的意思与服从所包含的法的权能。
在这一趋势中，就浮现出如何在法上理解、表达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问题。[13]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使法秩序发生变化的意图将作为意思行为的法的行为关联起来，来理解个人的法状态。
[2] 如此，行政诉讼原则上就是以保护主观权利为目的的诉讼。Norebert Foulequier, Les droits publics subjectifs des administrés: émergence d' un concept en droit administrati f fran?ais du XIXe au XXe siècle,2003.在显示该论文要点的富尔基耶2013年论文中附有精心的译注。也就是说，将私人的权利设想为要求行政行使公权力的行为遵守权限、形式、目的等法的条件。(4)通过主张在国家实现公益时难以充分主张并考虑的利益(环境利益等)，私人也能具有与国家协作的权利。
对于行政诉讼，《行政案件诉讼法》规定了以下四种类型(第2条，以下均为该法的条文)：(1)抗告诉讼，即具有法律上利益者提起的、主张与自己法律上利益相关的行政处分违法的撤销诉讼等(第3条、第9条、第10条第1款、第36条、第372条第3款、第374条第3款——舍去各个规定的细节问题)。但是，与其相并列，将个人参与形成实现公益之国家组织的选举权，或者个人监督这种组织活动的参政权(例如信息公开请求权)作为主观权利来讨论时，能比以前更予以重视。在法的概念上，可以说先验地假定国家是单一的权利主体。(一)理论的起源：作为介入国家意志形成的意志力的私人公权 对于这一问题，在19世纪后半叶的德国，私人对国家享有公权的观念被认为是公法学独立于私法学、并作为与私法学并立的学术领域而发展的基础。
[在奥里乌的理论中，纪律法对应着临时的法，习惯法对应着已确立的法。[39] 2.以奥里乌为师的巴泰勒米将权利理解为其自身成为受诉讼保护之理由的利益。
[43]单纯假定行政活动自由的逻辑，也只能说具有与德国一样的问题二(二)]。但是，在这种状况下，作为实现公益和客观法的沟通过程，只能说还欠缺广义上的武器对等。
——译者注) [53]山本隆司『行政上の主観法と法関係』(有斐閣、2000年)77頁。[51] 四、展望 (一)程序法平面中客观法与主观权利的关联必要性 如果要概述德国和法国行政法中客观法与主观权利的相关讨论，已然明了的是，两国未必成功地区分两者并明确关联起来，两者的明确关联是理论上的基本课题。[4]山本隆司「行政訴訟に関する外国法制調査——ドイツ(下)」ジュリスト1239号(2003年)108頁以下。再如耶利内克，根据后述二(二)的国家法人论，他仅在作为国家机关的承担者承认个人人格的意义上，将选举权理解为私人对国家的权利对象。本文依据的是LouisTrotabas明示补订之处的第3版。正文所指出的问题与这种定位也有关系。
(2)判断事实行为和客观性法的行为违反法规则(刑事责任和侵权行为责任)、事实行为和法的行为侵害客观性法的状态的诉讼是客观诉讼(判决在处罚诉讼中是条件行为，在赔偿诉讼中是主观性法的行为，在撤销诉讼中是客观性法的行为)。当然，近来可以看到的一种现象是，包括越权诉讼在内，行政诉讼制度及其运用正在重视保护实体法上的权利以及解决实体法上的纠纷[三(三)]。
如果与此相比较，奥里乌的讨论显示出的志向是要将作为旨在实现公共服务理念的组织而形成国家、从事活动的样态法理化。[18]对比组织与关系,例如可在Maurice Hauriou, Principes de droit public, 2eéd.1916,p.45中看到。
不过，在法国的行政诉讼中，与越权诉讼相并列，对于国家赔偿和履行契约等特定案件类型还承认包括撤销行政决定以外判决形式的全面审判诉讼(完全裁判诉讼)。对立性利害关系中的利益是同质的，而互换性利害关系中的利益是异质的。
如此，在具体案件中，与德国所指出的保护规范说存在不明确性和不安定性一样，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利益也在日本屡屡成为争点。在国家作出决定的场合中，重视在作为精神性人格和组织的国家中统治机关与成员之间的关系。[19]Maurice Hauriou, Précis de droit administrative et de droit public, 11eéd.,1927, p.12et s. [20]参见小島慎司『制度と自由――モーリス·オーリウによる修道会教育規制法律批判をめぐって』(岩波書店、2013年)83頁以下的分析。奥里乌认为，行政制度是为了让行政服从制度理念而承认行政客体可以诉讼，将其用作控制行政的手段。
但是，该法律将团体可主张的事项限定于行政机关违反为各个人权利提供基础的法规范的情形。伊藤洋一『フランス行政訴訟の研究——取消判決の対世効』(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116頁。
其次，概述并不承认私人权利(droitsubjectif)有德国那样重要性的法国行政法学说[三(一)~(三)]。法国比德国更加不重视意志力的概念，它是有以国家为(首的法人作为)组织进行法理论化的有益观点，但这一观点未必能用于私人主观权利的理解。
但是，在根据具体判断是否存在权利、有无违法性来思考时，这里所说的私人权利，与作为权利对象之国家机关所作行为的合法性、违法性在内容上是如何关联的，却未必清楚。[10] 但是，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得到发展的德国公权论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国家法人论却大大刺激了法国的学说。
第二是沟通过程，即让论证过程中考虑的各种利益在社会上得到沟通。公行政是精神性人格(personnalitémorale)，更具有法的人格(personnalitéjuridique)。在德国，将权利损毁作为行政行为撤销诉讼的法定诉讼要件，在判例上采用保护规范说作为权利损毁的判断基准。当然，第(1)种诉讼所列的法律上的利益有可能解释为与主观权利不同的概念。
橋本博之『行政訴訟改革』(弘文堂、2001年)35頁以下。米舒对此也提出了上述第(1)点的批评。
[8]如果说法规是划定主体间意志领域的规范，那么这一意义上法规概念采取的前提就是，在适用于作出行政活动的国家与私人之间的关系时，国家基本上具有私人同样样态的活动自由吗？法规不问公益的内容(公益是将国家行政活动正当化的目的)，而是可以说从外侧给国家行政活动设定界限的客观法。奥里乌的见解是徐徐发展的，以下依据的是出自其自身之手的《行政法精义》最终版，在注释中适当参照《公法原理》第2版。
(2)当事人诉讼，即关于公法上法律关系的诉讼(第4条)。伊藤洋一『フランス行政訴訟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71頁以下。
